今天的慕尼黑，再也没有丘吉尔

2025年2月，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落幕。这场本应凝聚共识的国际论坛，却因欧洲在多重危机中的无力应对，被西班牙《世界报》以“慕尼黑没有丘吉尔”的尖锐标题推向舆论焦点。

文章直指欧洲正深陷“领导力真空”与“战略模糊”，既无二战时期丘吉尔式的果断决策，也缺乏冷战后的团结愿景，最终沦为“对威胁空谈而无行动”的舞台。

这场会议的背景堪称复杂：乌克兰战争持续胶着、中东局势动荡、全球秩序加速碎片化，而欧洲内部在防务自主、能源转型、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矛盾重重。当美国转向“利益优先”、俄罗斯与中国重塑地缘格局时，欧洲的犹豫与分裂更显刺眼。

历史回响：丘吉尔时代的领导力遗产

1. 至暗时刻的清晰战略**

1941年8月，当纳粹德国铁蹄横扫欧洲时，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《大西洋宪章》，以共同价值观和明确的反法西斯目标，为战后秩序奠定基石。丘吉尔的领导力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-危机决策的果断性：面对国内求和声浪，他拒绝与纳粹妥协，并推动军事技术创新（如不列颠空战中的空军战略），确保英国成为抵抗轴心国的关键力量。

- 凝聚共识的演讲艺术：其“我们将在海滩战斗”的演讲，将复杂战略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信念，激发全民斗志。

- 跨大西洋联盟的构建：通过《大西洋宪章》，他将美国拉入反法西斯阵营，奠定西方团结的基础。

2. 冷战后西方的团结与分裂

冷战时期，“西方及其他”的二元叙事曾主导国际秩序。然而，特朗普时代的“交易型外交”彻底瓦解了这一框架：北约被贬为“利益管理者”，美国从“体系支柱”退为“利益优先者”，欧洲被迫直面“谁为安全买单”的难题。

现实困境：欧洲的“口吃”与失语

1. 多重危机的叠加效应

乌克兰战争暴露了欧洲的脆弱性。尽管欧盟累计向乌提供700亿欧元援助，远超美国的640亿，但成员国在制裁力度、军援分配等问题上分歧不断，甚至出现匈牙利等国的“拖后腿”现象。慕尼黑会议期间，美俄绕过欧洲在沙特秘密谈判，乌克兰被边缘化的现实更凸显欧洲话语权的流失。

2. 技术官僚与政治短视

欧盟决策层日益依赖技术官僚，陷入“流程正确但方向缺失”的怪圈。例如，应对老龄化与移民危机时，政策多停留在短期配额调整，而非长期社会融合框架；绿色转型虽被列为优先议程，但各国补贴竞争加剧内部裂痕。

3. 安全自主的幻觉

美国要求欧洲承担乌克兰“绝大部分”防务开支，并提议将北约国防预算占比从2%提升至3%-5%，但欧洲既无力填补资金缺口，也未能建立独立防务体系。德国总理肖尔茨虽呼吁“欧洲主权”，但法德在军工整合上的争执表明，口号难掩现实。

未来挑战：欧洲需要怎样的“新丘吉尔”？1. 明确“反对什么”与“建设什么”

丘吉尔在《大西洋宪章》中清晰勾勒了战后愿景，而今日欧洲却陷入“价值观空洞化”。若无法在数字化治理、绿色经济等领域提出全球议程，欧洲将沦为多极化浪潮中的配角。

2. 超越“技术治理”的政治魄力

丘吉尔的领导力源于对危机的深刻理解与冒险精神（如1941年横渡大西洋的谈判）。欧洲需摆脱“技术正确”的束缚，培养敢为战略目标承担风险的政治家，而非仅擅长数据测算的技术官僚。

3. 重塑跨大西洋与内部团结

面对美国可能的孤立主义回潮（如特朗普二次执政），欧洲需平衡对美依赖与自主性。一方面，推动北约改革，要求美国尊重盟友利益；另一方面，扩大与新兴经济体合作，避免在“全球南方”议题上失语。

“慕尼黑没有丘吉尔”的批评，本质是对欧洲精神萎靡的警示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领导力的内核永恒：在危机中定义方向，在分裂中凝聚共识，在不确定性中敢于冒险。若欧洲继续沉溺于“技术修补”与“价值观怀旧”，恐将如丘吉尔所言——“被一个没有它的世界吞没”。

此刻的欧洲，需要的不是另一个丘吉尔，而是重拾丘吉尔精神的勇气。

参考文献

1. 西班牙《世界报》对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评论

2. 丘吉尔领导力分析

3. 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动态与报告

4. 多极化进程对欧洲的影响